今日股票配资平台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上为什么没放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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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指示华北局、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民主人士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此时，新中国的国都地点尚未明确，毛泽东一度设想在哈尔滨召开。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了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考虑到哈尔滨与苏联较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哈尔滨离延安太远，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党中央选定承德作为临时所在地。据当年亲历者吴烈回忆：

“抗战胜利后，李富春（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找我谈话说，中央准备到东北去，到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很有利。要离开延安到东北去，原来的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要我带中央先行警备团到承德打前站，为中央到那儿去准备宿舍，准备住地。10月1日，临行前开了个会，总司令、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到会，交代我们警备团到承德去的任务。10月2日就出发了，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承德。到了承德后，程子华对我们讲，说中央不来了。因为这时东北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不再迁往承德。”

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

我们呢？

1947年，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建议党中央迁往东北。1948年8月29日，毛泽东考虑当时情况，随即复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解放提上了日程。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信中说：

“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

同日，毛泽东与薄一波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决定把接管北平、天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决定北平解放后由薄一波先行开赴北平，为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定都北平的打算。毛泽东对薄一波说：

“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保护好古都文化，保全未来新中国首都的人民生命财产和城市工商业设施，成了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环节。据当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忆说：争取和平解放北平问题，这个想法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他还说，“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尽力把这个文化古都保全下来，因为枪炮一响，准会把北平打个稀巴烂。何况对胜利以后建都的问题，党中央已经初步选定了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一座完整无损的古都，为定都提供了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

1949年2月下旬，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刚到西柏坡便携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就定都一事征询了王稼祥的意见。据朱仲丽回忆：

“毛主席吸一口烟，换了一个坐姿问稼祥：‘我们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 稼祥拂了一下前额的短发，沉思片刻回道：‘是不是定在北京？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稼祥持重地回答。‘嗯，有道理。’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

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向全党宣告新中国将定都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至此，新中国定都北平一事，已在党内形成一致的意见。

定都北平还要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向新政协筹委会转来一封匿名信，信中提议建都西安、重庆或成都，还用了二三十页纸阐述了其中的理由。但政协代表们认为，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群众力量雄厚。邻近东北重工业区，便于发展工业。文物集中，交通便捷，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种种资格。北平毗邻天津，出海便捷，航空交通四通八达，且建筑雄伟，气象万千。第六小组汇集代表们讨论的结果，发现参加讨论的代表毫无例外地都同意定都北平，并把北平改为北京。

“国徽怎么办”

在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几个大字，原来设计好悬挂的国徽，并没有出现。

其实，当初公开征集国家标志，也包括国徽。当时筹备会对国徽的要求是：

“（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最终，收到国徽应征作品112件，但几乎都不能令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日召开的第6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兴奋而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图案后，马叙伦话题一转：“国徽怎么办？”

大家翻看为数不多的作品，摇头叹气。鉴于找不到好方案，随后几次会议国徽问题都被搁置。

1949年9月25日，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通过了国旗、国歌方案，但大家都对国徽应征图稿不满意。但重新组织国徽设计已经来不及了。最后，毛泽东拍板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四个决议案，只有国徽暂付阙如。因为这个原因，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时，天安门城楼上未能悬挂代表新中国的国徽，只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的横标来替代。

开国大典举行之后，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马上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周令钊等几位美术家组成。另外，因为清华大学林徽因等人的国徽设计图案相比之下较好，因此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一个国徽设计小组，由梁思成任主任。

其实早在接到政协的邀请之前，两个团队的主持人张仃和林徽因已经开始设计国徽。张仃、钟灵设计的第一个国徽图案以标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五角星为主体，配以齿轮、嘉禾、红绶。这个图案是根据张仃刚完成的政协会徽略作调整设计而成的。但评选委员会认为其不足之处是“五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并没有得到体现。

1949年10月23日，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提出“玉璧”方案，在《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设计者写道：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

1950年春季，以张仃、周令钊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又拿出了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该方案的特点，是突出色彩鲜艳、风格写实的天安门，形象是斜透视。

“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

1950年6月初，国徽审查组再次开会讨论时共有三种图案，一是张仃的仿政协会徽图案；二是张仃等新设计的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三是林徽因等的以大孔玉璧为主要内容的两幅修正图案。

1950年6月11日下午，马叙伦召集国徽组会议，传达了常委会以第二种方式（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为主，修正设计国徽图案的决定，但梁思成反对，他说：

“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使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

张奚若、沈雁冰则认为天安门代表了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最后，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

此后，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的专家都按这一要求开始修正和重新设计国徽图案。6月12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召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等组成设计组推敲、修改图案。朱畅中从系里保存的原营造学社古建测绘图中抄了个百分之一的天安门正立面图，并向外移动华表的位置使图面更开阔；图案上方采用了经艺术处理的五星红旗；齿轮采用机械制图形式；颜色只用红、金两色，这是中国吉祥喜庆和古建筑崇尚的民族传统色彩，可与外国国徽相区别。

6月20日晚，沈雁冰主持国徽审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审定国徽图案，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认为清华大学方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周恩来与马叙伦提出，清华大学方案“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中央美术学院方案“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最终决定以清华大学的设计图案为基础再加以适当修改。在对国徽稻穗细部形象修改后，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